1958年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若名的境况日渐艰难，她承受的心理压力不断加重，神情也显得有些恍惚不定。生活和工作中的重重打击，使她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脆弱。
6月18日的中午时分，张若名独自一人来到云南大学后门外的一条清凉河边。她毫不犹豫地一跃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之中，用自己的生命作出最后的抗争和宣示。那一年，她已经56岁。
张若名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结束生命，并非是早就预谋，而是当天遭遇了极不公平的对待，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当天上午，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了一次反右派批判大会，要求她当场认罪，承认多项被强加的错误指控。面对这场羞辱性的会议，张若名感到极度屈辱和无法接受。会议结束后，她默默地走向学校后方的河边，选择了以跳河自尽来表达她的绝望。
不过，张若名的自杀并非仅仅因这一场会议的批判，而是源于过去一年中反右运动中多次遭受不公正对待，心理负担日积月累，最终无法承受，才酿成了悲剧。
展开剩余85%1963年，得知张若名自杀的消息后，周恩来总理心中极为愤慨，他特意委托妻子邓颖超亲自前往云南大学调查此事，表达中央的关切。
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推动下，中共云南大学党委重新审查了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，公开向她的家属道歉赔礼，试图纠正之前的不公。
然而，因当时政治环境复杂，张若名依然未能获得政治上的完全平反。学校继续追究她退党的问题，并对相关情况做出结论，这让她的家人难以接受。
实际上，张若名与周恩来最终未能携手走到最后，正是因为她退党的决定成为了两人感情的关键转折点。
周恩来总理曾对自己的侄女坦言：“秉德，初恋往往特别美好，但要割舍决心很难。当时我也努力过，反复劝她，要她正确看待困境，要坚强些，不要因一点委屈就退党，但她不愿听。她说自己累了，想专心搞文学研究……她宣布退党后，我也下了决心，坦诚告诉她我的爱情观，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”
张若名，1902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，字砚庄。1916年考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她积极投身学生运动，参与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，被选为评议部长。
在此期间，张若名与郭隆真、邓颖超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。不久，她又与周恩来、郭隆真、刘清扬等人一同创办了觉悟社，积极推动革命思想。
1920年11月，张若名与周恩来、郭隆真等人一同赴法国留学，并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
虽然觉悟社内部提倡独身主义，但周恩来与张若名之间的恋情却已不再是秘密。每当周恩来写信给邓颖超时，信中都会提及张若名，这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事。
回忆这段往事时，邓颖超对周恩来总理的侄女说道：“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，跟你伯伯接触最多。那时我甚至觉得，如果你伯伯没有坚持独身主义，他和张若名可能是最合适的一对。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。”
周恩来总理在与侄女谈论恋爱观时，主动提及了与张若名的感情经历。
侄女说道：“秉德，你知道吗？在跟你七妈结婚前，我在巴黎曾有过一个女朋友，长相还算不错。”
听完后，邓颖超也毫不避讳地说：“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，如果周恩来将来放弃独身主义，那和张若名的结合最为合适。”
1924年，列宁去世后，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计划举办追悼大会，但法国政府禁止外国共产党人参加。
张若名等人决定违抗这一禁令，派她代表参加并发表演讲。
因此，她差点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。期间，她频繁被法国警察跟踪监视，且因家庭背景遭党内审查。
连番打击让张若名身心俱疲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她决定退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，远离政治纷争，专注于学业，平复内心的动荡。
这正是周恩来所说的“苦劝无果”的原因。张若名坚持退党，周恩来随即结束了两人的恋情。
后来，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再未提及张若名，令邓颖超颇感疑惑，她写信问：“若名呢？你最近的信里怎么不见她的名字？”
周恩来向侄女解释说：“我认同马克思主义，誓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，愿意牺牲一切。我理想中的伴侣必须志同道合，经得起革命的考验。你七妈无疑是那个合适的人选。所以我主动跟张若名讲清楚，转而与七妈频繁通信，还向她求婚。”
分手后，周恩来和张若名没有断绝关系，而是保持了朋友身份。他说：“男女之间除了恋人，也可以是朋友。张若名是我在天津一起坐过牢的人，我了解她品格。她虽放弃革命追求，但不代表她站在敌人那边，我们依然是朋友。”
1927年，张若名考取了里昂大学博士，在法国期间，她与同校博士生杨堃结为夫妻。
1931年，张若名与丈夫回国后，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；杨堃则返回河北农业大学任教。
1948年，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，张若名前往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。
1949年12月，云南解放。
不久，张若名在云南大学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，并担任主任。她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积极努力向党组织靠拢。
1955年4月，周恩来总理在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中短暂停留云南，特地前往云南大学看望张若名。
见面时，周恩来热情握手，笑道：“多年未见，我代表小超向若名姐问好！”
此次会面，两人畅谈近五小时，回忆共同革命经历。周恩来还叮嘱她：“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组织，还未正式入党。”
这番话给了张若名莫大鼓舞。她意识到，退团比退党责任轻得多，心理压力有所缓解。
之后，她每次与云南党委谈话，均坦诚相见，积极争取入党。可惜的是，反右运动中，她还是被打成右派，最终酿成悲剧。
尽管未能平反，邓颖超始终铭记张若名的不幸遭遇。
1980年，邓颖超收到张若名儿子寄来的信，恳请云南大学为张若名做出政治公正的结论。
同年11月，邓颖超亲自关注此事，推动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》，明确指出：“经复查，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和人民作出了许多贡献，政治历史清楚，无重大问题。”
至此，张若名获得了彻底平反，名誉得到恢复。这一事件终于得以圆满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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